刘备自称匡扶汉室，但为何在汉献帝退位后，自己做了皇帝
汉朝历史上有两位开国皇帝，他们就是推翻秦政，打败项羽的汉高祖刘邦，和推翻王莽政权，光复汉室江山的东汉光武皇帝刘秀。虽说两位皇帝都是中国历史上励精图治，为富国强民殚精竭虑的政治家，但他们在对待开国功臣的问题上，却采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，自然也就造成了截然不同的后果。
应该说，两位皇帝在开国后，都遇到了开国将领们居功自傲，难以从战争状态转到和平治理状态的难题。但解决的办法却大不相同，刘邦是把他不信任的将领们统统杀光，而刘秀是努力劝说功臣们一一归隐。
当然最终的结果是：选择统统诛杀的刘邦，在他去世后政权失去了制衡，造成了吕雉专权，让政治和社会局面都出现了短期的动荡。而选择努力劝退的刘秀，却迎来了光武中兴，开创了经济与文化同时得以复兴的新局面。究其原因，除了两人性格方面的差异外，还有诸多外部因素。
第一，是这两个人的文化底蕴和政治理念完全不同
刘邦出身草莽，个性乖张，不仅自己不爱读书，连带着也仇视知识分子，甚至为了羞辱读书人，还做出了以儒生帽做“溺器”这样非常粗俗的行为。虽然在位尊九五后，迫于形势，也不得不做一些启用儒生，整顿朝纲礼仪，学习治国之道的事情，但骨子里他是看不上孔子学说的，更别说要让他“以儒治国”了。他在维护皇位威严的斗争中，杀伐决断，和他在战场上如出一辙。
但经过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洗礼后，以儒学理论作为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，已经深入人心。儒家思想所倡导的“仁”的精神，也慢慢融汇到人们日常的行为规范中去了。再加上刘秀本身受过很好的教育，性格又宽厚，所以在他登基后，考虑国家治理方案的时候，也会自然而然地向儒家思想靠拢，并因此增添了许多人文情怀。
第二，给予功臣的权力范围大不相同
在西汉开国之初，刘邦本着有福同享的思想，对跟随自己打天下的功臣进行了大规模封赏。在分封制的原则下，被分封的异姓王，对自己的领地有直接的管辖权，不仅对当地的经济和行政可以发号施令，而且可以直接调动军队。这样的权力下放，给日后君臣间的怀疑，埋下了巨大的伏笔，毕竟对自己构成威胁的人掌控兵权，随时都有反叛兵变的风险，是个令人寝食难安的隐患。
再加上象韩信这样功高盖主，居功自傲的异姓王，不满足自己得到的赏赐，不断以自己的实力给刘邦施压，以要求得到更大的利益。而太子宽厚柔弱，搞起政治来，明显不是这些如狼似虎的功臣们的对手。这些都让刘邦对自己家天下的前景忧心忡忡，在对外姓王实力日益增长的恐惧下，刘邦诛杀功臣的决心日益坚决起来。
而刘秀登基后，采取的措施与刘邦截然不同。他对跟随自己的一众功臣，采取了安抚和赏赐的策略。几乎所有跟随他出生入死的兄弟，都被赐予了极为尊崇的爵位，而且不吝惜赐予这些人丰厚的财富，让他们过着富贵已极的生活，但除此之外，却很少赋予他们实权。对少数有一定实权的，也采取了逐步压制，进而以身份荣耀和物质利益逐步替代管理权力，最终和平削权的方式。
不仅如此，刘秀在回收兵权的同时，还在全国推行儒生治国的措施，把国家的行政管理权转移到有治国安民的抱负和能力，却没有实际战争经验的文人群体。由于调兵权与物资调拨权，军事管理与地方经济管理的分离，大大削弱了军事将领的实权，降低了地方势力随意起兵造反的可能性。
第三，削夺功臣权力时，使用的方法截然不同
刘邦在权力的争夺中，使用的完全是残酷镇压的方式，不仅对韩信这样真有反叛意图的将领如此，就连对没有造反意向的彭越也是毫不留情。如果说韩信过于傲慢无礼，被萧何吕后用竹签子戳死，有些咎由自取的意味的话。那彭越仅仅因为受人蛊惑，却没有实际造反，就惨遭处死实在是太冤了。估计刘邦那个时候，已经进入了疯狂的杀戮状态，对无辜的彭越不仅处死，而且还将他的尸体剁成肉泥，分赐给其他功臣品尝，以示警告。
这样毫无人性和理智的压制和摧残，导致了臣子们极大的生存恐慌，也激起了强大的对立情绪，既然反也是死，不反也得亡，还不如奋力一博，或许还可自保性命。有些本来无心谋反的人，也因为生机无望，前景渺茫而起了反意。如此一来，大批诸侯和功臣，不是倒戈叛逃匈奴，就是真的起兵造反，可以说，刘邦统治后期大部分的叛乱，与刘邦残忍的刻意打压有直接关系，是他一手造成了那样的局面。
刘秀应该是吸取了他祖上的教训，在处理功臣身退的问题上，非常慎重且有策略。在东汉光复初期，刘秀意识到开国的这些武将，虽然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是把好手，但在治国理政方面确实是很不开窍。于是他就遍访天下名儒，挑选出卓茂，伏湛两名贤才入朝为相。这遭到了很多居功自傲的老部下的不满，觉得自己出生入死追随刘秀，到头来却混得不如一介“腐儒”，当朝文武之间，新旧臣子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。
不过此时的刘秀，没有学习他的祖上搞“狡兔死，走狗烹”的手段。而是在各大开国功臣的实权有所削弱的情况下，多次召集这些旧部聊天，座谈，语重心长地要他们明白人各有所长的道理，并奉劝他们，虽然劳苦功高，却要懂得“功成身退”的道理。恃功自傲，不知进退，与国与己都没有丝毫益处。
并且找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时机，劝说当时威望最高，被封为梁侯，同时担任朝中大司徒职位的邓禹告老。同时机智点明：“自古功臣多无善终”这样的道理。邓禹是个聪明人，前有韩信、彭越的前车之鉴，他自然明白刘秀这番话的用意和苦心。
没过多久，邓禹就当朝辞官，并且帮刘秀做同僚们的工作。其他功臣见官位最显的众臣之首都自动请辞了，也知道大势已去，无法逆转。于是纷纷辞官，归隐田园去了。事后刘秀也给足了这些辞官的部下丰厚的赏赐，让他们虽然离开了权力中心，自己和后代却一直能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，算是圆满解决了朝堂上的矛盾纷争。
刘邦与刘秀，在同样面对功臣安置的时候，采用了大不相同的方式，自然也导致了大不相同的后果。从历史的角度，两个方式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启迪，从人性的角度，人们一般会更欣赏刘秀的做法，并赞叹由此带来繁荣昌明的光武中兴。